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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源流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之一:魏晋玄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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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之一:魏晋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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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国家分裂,民族融合,封建庄园经济发展,士族门阀政治兴盛。士族们以清谈为时尚,玄学之风油然而生。玄学是士大夫们揉合儒道而形成的一种新思想体系,它从本体论的角度探索社会和人生,标志着中国哲学认识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

所谓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一部分士大夫揉和儒道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他们把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易》称为三玄。他们注释三玄,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探讨本与末、有与无、名教与自然等哲学理论问题。从本体论的角度探索社会政治和人生。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裴頠、向秀、郭象等。其中,王弼的" 贵无论" 、裴頠的" 崇有论" 、郭象的" 独化论" ,集中反映了玄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最具有代表性。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

魏晋时代,刚刚经历了黄巾起义和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强烈纷争,巨大的政治冲击波,动摇了两汉神学经学的统治地位。当权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感到单纯儒家思想不够用,还须用提倡" 无为而治" 的道家思想作补充。于是一些有较高理论修养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着手把道儒两家学说揉和起来。提出所谓内道外王的政治理论。这就是玄学产生的社会基础。

从认识发展的角度看,两汉唯心主义的目的论经过王充等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在理论上产生了动摇,荒诞而烦琐的谶纬迷信神学经学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不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玄学提倡直述义理的方法,符合时代要求。另外,两汉哲学主要是集中考察宇宙构成问题,具有明显的实用性,魏晋玄学集中的课题是研讨宇宙本体论,具有思辩性,这正是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逻辑的。

1.王弼的贵无论思想

王弼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生活在魏文帝皇初七年(公元226 年)到魏齐王嘉平六年(公元249 年)。王弼的祖父王凯与建安七子之一的工粲是亲兄弟,父亲王业做过尚书郎。王弼政治上属于曹魏集团,也做过尚书郎。他与何晏被称为玄学的创始人。他的主要着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微旨略例》和《论语释疑》等。

王弼提出了" 以无为本" 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他以思辨哲学的形式,以探讨宇宙本体问题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他认为世界万物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这个本体是什么呢?那就是" 道" 、就是"无" 、即所谓" 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 (《晋书.王衍传》)。他认为世界上具体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万物,即有,只是现象,即末,而" 无" 才是决定万有的更根本的东西,即本、即母。他说:" 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他认为,任何具体事物(有)都不能成为另一个具体事物的本体,是圆就不能方,是温就不能凉,有形之物都有自己的规定性,不能成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所以万有的本体是不温不凉、不炎不寒、不方不圆、超形象、超感觉的" 无"。拿音律来讲,具体的有声," 不宫财商" ,反之是宫就不能是商,是角就不能是羽。那么,这所有的声音的根本是什么呢?《老子注》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而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 就是说宫、商、角、徵、羽五声都是具体的声音,谁也不能统率谁,而只有"听之不闻" 、" 不可得而闻之" 的" 无声"才是一切声音的根本。同样," 无色" 是一切颜色的根本。推而广之,只有无形方能生成众形,只有无或道才能成为万物存在的共同根本。这种无形无象的本体实际上是一种虚构的观念,这种精神观念作为世界本源的观点,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本体论。

王弼认为万有是多种多样的," 多"必须统一于" 一" ,因为" 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 少者多之所贵,寡者众之所宗。" " 至寡" 也就是" 一"," 众之所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 这里所说的一和多的关系,也就是本和末的关系," 一" 即道,即无;" 多" 即有、万物。" 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 由一而多,多而归一。王弼的一多论,承认了宇宙的统一性,并认为" 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就是万物存在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个规律性不是存在于事物本身而是在于" 道" 之中。"道者,物之所由也。"因此,王弼的这种统一性和规律性仍然是唯心主义的。道即一,即无,他的理论归根结蒂还是论证了" 无" 是为有的宗主和根本。

王弼论证了动与静的关系,他认为运动是相对的、暂时的、静止是绝对的、永恒的。" 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 (《周易注.复卦》)就是说,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是静止的变态,最终还是要返依静止,静是动的本体。静也就是" 寂然至无" ,因此,动的本体仍然是" 无"。本和末、有和无、一和多、动和静,实际上说的是一个问题,即本质和现象的关系问题,是从不同的侧面反复论证了" 以无为本" 的命题。有和无,有为末,无为本;一和多,多而归一,一也就是无;动和静,动归于静,绝对的静也就是无。总而言之,观念性的" 无" 是第一性的,物质性的现实世界是第二性的,世界统一于这个没有质的规定性——" 无"。这就是王弼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

从这种本体论出发,王弼又提出了" 得意忘象" 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分析研究了言、象、意三者的关系;言是《周易》的卦辞,也代表语言;象是指卦象,也代表物象;意是指卦中义理,也代表事物的规律。他认为,语言是用来表达物象的,物象是反映义理的。" 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言和象分别是得象得意的工具,一旦认识了象,就要抛开言,一旦理解了意,就要抛开象。

他甚至更进一步认为:拘泥于物象会妨碍认识意理。因此" 得意在意象,得象在忘言"。这就是说:抛弃物质,才能认识事理。王弼区分了语言、物象和义理的不同,是一种高层次的思辨哲学。但是他又片面夸大了三者之间的差别,甚至割裂了三者的内在联系,抛弃现象去认识本质,抛弃感性认识去认识事物规律,这种认识只能是头脑中自行产生的超经验的" 无"。这种认识的途径只能是依靠天生的聪明智慧,也就是" 神明"。最富神明的是圣人,圣人" 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 ,这就是说,圣人可以凭着天生的神明智慧、体认万物的本体。

他甚至还把圣人与本体看作一回事," 与道同体"。王弼的这种认识论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天才论。他把圣人说成是与道同在的真理化身,带有明显的玄秘色彩。

王弼用他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先验论观察社会历史,提出了" 治众者至寡" 的英雄史观。"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也就是王弼听说的" 圣人"。在王弼看来,宇宙万物统一于" 一" ," 一"就是无、就是道,它是万物的宗主。万物没有它就没有秩序,没有条理。因此" 众不治众,治众者至寡"。在人类社会中,广大的百姓就是众,众不能管众,需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来治理他们。这就是" 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 ," 执一统众" 的君主要为分散的大众立长官,定名分,设制度," 移风易俗" ,使众服从于" 至寡" ,也就是合于" 道"。对被统治者的" 众" 来说,则应是" 愚,谓无知守真,顺自然也是" ,也就是要老百姓无知无欲,安分守已,老老实实服从统治者,这是最合乎" 道" 的状态。

那么,由谁来做这个" 执一统众"的君主呢?王弼从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中得出结论,那就是" 与道同体" 的" 圣人"。因为" 道" 是无形的、无声的,一般人无法认识它,只有" 圣人体无" ,可以凭其天才认识它。然后,圣人再用有形有声的东西来体现" 道" ,也就是制定出" 名教" 等封建礼法制度,用这些东西来治理百姓。因此,圣人是最理想的统治者。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王弼打起评论汉朝名法之治的旗号,提出" 名教" 本于" 无为"的思想,用玄学唯心主义来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他批评汉代的礼法制度烦琐、虚伪、只注重形式,是" 下德" ,是" 末",有其局限性,甚至会带来副作用。而" 无为"才是" 本"。" 名数" 根据它来建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他说:" 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请,非用礼之所济也" ,而必须" 载之以道,统之以母" ," 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必有不济,名虽美焉,伪亦必生。"

他认为,无为是本,是" 母",仁义道德礼法等是末,是" 子" ,是" 无为" 派生出来的。因此,治国之道在于" 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看起来王弼是将" 仁义""礼法" 等名教看成次要的,但实际上他把名数归于无为、归于自然之道,是变换了一个角度论证了名教的天经地义。只是要求将名教置于" 无为" 的宗旨之下,使其更好的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他要求统治者" 行无为之治"。要求被统治者" 无欲而自朴" ,这样上下相安,也就达到了" 无为而无不为" 的目的,仁义、礼法的作用也就充分发挥出来了。

王弼重提无为而治,反映了董仲舒以来提倡的儒家思想发生了动摇,需要用道家的无为思想作补充,用揉合儒道的玄学思想来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制造理论根据。

 《世界哲学源流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之一:魏晋玄学1